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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7月9日星期二格尔木晴
11：00，K427终于抵达格尔木站。这是我、陈生良(江苏志愿者)和钟得安(上海志愿者)53个小时火车旅程的最后一站，有一种到家的感觉。老陈接了个电话说，管理局已经有人在下面接站。我想接不接都无所谓，听说格尔木市并不大，不管怎样我们总能找到可可西里管理局的驻地。但我兴奋的是谁来接我们，是不是我在杭州见到的那几位？才嘎局长怎么样了？还有刘中……，一想到马上就可能见到他们，心里特别激动。
下了车，站台上呼呼刮起的大风一下子提醒我这不是在杭州，赶紧把衬衣穿上。走出车站，眼前忽然一亮，管理局迎接志愿者的红色条幅正挂在距离出站口不远的地方，还有那辆在杭州见到的IVECO青警00988。
看到我们背的高大的登山包，一个穿着僧衣的大和尚走上前来，主动介绍说，“我叫释悲烁。”原来他就是第二批志愿者中的那个湖南僧人，我还以为是个小和尚呢。真是又高又壮，象个鲁智深似的。释说，经过30天的高山锻炼，他已经瘦了好多了。
一位面带微笑，头发卷卷的藏族小伙，快步过来把我们沉重的登山包卸下。老陈吃惊地看着他一边一个挎着把包塞进了IVECO。一问才知他是管理局卓乃湖保护站的玉成。同时前来迎接的还有管理局办公室的王海林和韩宗隆。
不一会儿IVECO就把我们带到了目的地。才嘎局长等人已经列队站在院中，手中擎着哈达。这是自4月上旬杭州一别后的第二次见面。我抑不住自己的兴奋，挥着手，叫喊着，跳下了车。又见到了不冻泉保护站的站长成林龙周，主力巡山队的队长王周太，办公室主任刘中，负责管理局文秘和科研的肖鹏虎主任，管理局保护宣传科的摄像师达瓦。虽然在杭州只是一面之交，但感觉象见了老朋友一样高兴！
献完哈达，才局长把我们领到二层小楼一楼的几个房间，指着簇新的床单、被褥，再三抱歉条件不好，求我们将就。这些床单、被褥连同室内的家具据说是用热心的上海民众和企业的捐款，专门为志愿者买的。一看便知，这些房间在志愿者到来之前应当是局里员工的单身宿舍，不知我们的到来会不会给他们带来不便。
初步安顿下来后，我走到院子里，开始好奇地打量起来。管理局正如电视上所见的那样是个坐落在格尔木市郊的集办公、职工宿舍于一体的二层小楼。土墙围成的院子里堆满了沙石等建材，墙体上粉刷的字迹表明，这里正在营造管理局独立的综合办公楼。很难想象这个像工地一样的地方就是58位与盗猎分子展开坚苦卓绝斗争的可管局勇士工作和生活的场所，这是他们的家。
管理局的院子里，一字排开停放着近十辆破旧不堪的越野车。开始我还以为是管理局巡山队用的车辆；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些车均是从盗猎分子手中缴获的，车况极差，已经不能使用。我走近一看，车体内尘土、泥块满布，看得出，当时的偷猎者玩的也是“危险者游戏”。
没来之前，听第一批志愿者福建的江艳莲说，管理局没有厕所，当时我听了非常吃惊。还好，这世界变化快，两个月过去，我到院子里一侦察，发现在大门边内侧挖了个大坑，足有一层楼深，上搭木板，分男女，下面是连通的。类似1994年我跟导师去四川阿坝州搞羌族习惯法调查所见的羌寨厕所。不过，这么高深的厕所虽然解决了容量问题，安全隐患还不容忽视。莫说小孩子，就是成人不小心也会掉入陷阱。到了晚上不带手电去那儿，弄不好也会来个“自由落体”。不过不管怎样，我们是幸运的，比第一批志愿者方便多了。
站在管理局门口，我让小钟帮我照了张相。如果没有门两侧悬挂的白底黑字牌，无论如何联想不到，这是管理我国最大无人区的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所在地。这是我见过的最像民工营的执法机构驻地。
中饭在院内左侧的小平房——一个会议室兼食堂的地方进行。里面的墙壁黑黑的，印满了水渍。局长说，局里五十几号人有近一半在此用餐。大厨鲁占全烧了四菜一汤分置于两张桌子上。我们和才嘎局长一桌，另一桌同时进行。饭菜就这么多，先来者先吃，后来者只能吃残羹冷炙。嚼着碗里的羊肉，我和老陈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咽不下去。这羊肉不知是烧的太硬呢，还是西部的食草羊的肉质与东部吃饲料的羊的肉质不一样？总之嚼了半天还是块肉一团，只能勉强囫囵吞下。看着才局长吃饭的样子真让人羡慕。不过这只是个开始，我想我会适应的。
在伙房边上我们见到鲁师傅在给两只象鸭子的鸟喂食，他说是青海省的重点保护动物赤麻鸭。后来局长纠正说是斑头雁。本来有6只，是不冻泉保护站在第一批志愿者活动期间从一辆可疑大货车上查获的，原来只有小鸡崽大，在喂养过程中死掉了4只。毕竟它们的家在可可西里的高原湿地上，人工饲养还是有风险的。这两个小家伙见了人就紧追不舍，呱呱叫着，好像在诉说着它们的孤独。斑头雁也是青海省的重点保护动物。
一下格尔木就感受到它的冷和干燥。不停地擦润唇膏，嘴还是起皮，鼻子也不对劲，里面总有一种着火的感觉。晚上睡觉要盖大棉被，在杭州这可是流火的七月啊。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我住的房间大苍蝇飞来飞去，骚扰不断。得想办法止住。
2002年7月10日星期三格尔木晴
早餐后，管理局党委书记才达安排肖鹏虎、局打字员郭永措陪我们上街置买上山所需的物品和装备。在格尔木最大的百货店——格尔木购物中心前的广场上，肖鹏虎呷着啤酒向我们介绍了可可西里偷猎活动与宗教信仰的关系，野生动物普查的情况，冰川现状，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的环境问题等。
让我吃惊的是，偷猎分子大都是回族，偷猎分子所用枪支主要是由青海省化隆县的回族非法制造和出售的。打下的藏羚羊皮则由西藏藏民走私、贩卖。肖鹏虎说，伊斯兰教讲究多子多孙，多娶老婆。为养妻小，干什么都行。
谈到可可西里野生动物普查的情况，肖说，最近一次普查是由中科院在1990年的时候搞的。由于资金困难，下一次普查尚待时日。他介绍说，美国人的做法是，先用直升机在空中巡查，对动物群拍照；回头再细数。这样所得数字比较精确。肖鹏虎指出，可可西里的野生动物数量与上个世纪上半叶相比，总的来说肯定是下降的。但随着打击偷猎活动的力度的加大，野生动物尤其是藏羚羊的数量近几年正呈现回升的趋势。
与比较流行的看法截然相反，肖鹏虎否认可可西里的冰川遭到了人为的破坏。他透露，今日恰有四个美国人前来考察冰川的年代(注：交费500元人民币，是1981年的标准，呼吁修改条例)。肖说，他们会失望的，不但看不到冰川的融缩，相反，由于该区今年降雨增多，冰川的面积还可能增大。真正对冰川产生影响的不是气候变暖，而是去年即2001年11月14日发生在昆仑山系的8.1级地震。这次世纪大地震不但造成地裂达三百余公里，震断了昆仑山口的标志碑，而且使青新交界处的青海最高峰——海拔6860米的布喀达坂峰北侧的冰峰崩落。这座由于山势险峻迄今尚无人成功登顶的山峰是可可西里冰川的主要蕴涵地之一。
问到可可西里的环境问题，肖鹏虎说，空气污染和江河源头水污染是不存在的，有趣的是楚玛尔河上游的水是咸的，下游则是淡水。至于土地沙化，肖说，没对该区的野生植物做过普查，不知道植物是否有减少。谈到固体废弃物污染，肖鹏虎承认在保护区有少量的塑料袋。总之，可可西里有些什么环境问题，需要进一步调查才能知道详细情况。
下午，见到重庆志愿者——重庆日报社会生活部的余虎，贵州志愿者——贵州日报科教部的孟航宇。
下午三时，在管理局的食堂兼会堂举行了第二批志愿者与第三批志愿者旗帜交接仪式。管理局局长才嘎、书记才达、森林公安分局副局长罗延海、省林业局局长李三旦、副局长郑杰等出席了会议，北京志愿者李清代表第二批做了总结发言。老陈代表第三批接过了大旗，我们的可可西里保护生态和藏羚羊志愿者活动正式开始。
仪式结束后聚餐。管理局的小伙子为我们表演了令人震撼的藏歌、藏舞。省林业局副局长郑杰就餐时与我同桌。郑杰原任青海省野生动植物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在1999年召开的中国西宁藏羚羊保护及贸易控制国际研讨会上，他曾递交了一篇题为《青海藏羚资源现状与保护》的论文。
郑局长向我介绍了可可西里野生动物普查的情况，他说，1989年中科院曾耗时3个月，花费300万巨资对可可西里的野生动物进行普查，并出版了5大本著作。根据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第七条第二款的规定，野生动物资源普查每十年进行一次。如今13年过去，郑局长透露说，最新的普查数据将于下半年向全国公布。
郑局长认为，可可西里野生动物资源的消长与法律的作用是成正比的。1989年野生动物保护法施行以前，我国对野生动物资源的管理是相当混乱的。以可可西里为例，五十年代大量捕杀野生动物，为的是取其毛皮作为重要的出口物资；六十年代猎杀野生动物，是因为闹饥荒，为的是食其肉；七十年代闹文革，天下大乱，动物也遭殃；八十年代淘金者、捞卤虫者大量涌入，可可西里野生动植物资源遭到了空前的破坏。现在，野生动物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施行后，这片为人类罪恶的欲望玷污的土地正在逐渐恢复平静。
但郑局长对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实施前景表示忧虑。他说，目前对野生动物进行纯粹保护的宗旨已经很难得到保护区内土著居民的理解。化解土著居民抵触情绪的办法是改纯粹保护为兼顾利用，开发野生动物资源的经济价值。所以他建议应该尽快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
会餐时，还与卓乃湖保护站的站长赵新录进行了交谈。他的名字在网上出现的频率大概仅次于局长才嘎。2000年他巡山被困太阳湖3个月后重新出山时满脸被太阳光灼伤的血洞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局长在介绍他时也说，这个小伙子非常能吃苦。
2002年7月11日星期四格尔木晴
早餐后，局长召集局骨干人员和第三批志愿者开会。
会前，局与会员工齐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团结就是力量》。这是管理局实行半军事化管理的体现。恐怕在全国那么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很难找到这样的管理。
才嘎局长在会议上首先对管理局五个保护站的情况做了介绍。
不冻泉保护站：位于昆仑山口以南20公里处，距格尔木市179公里，海拔4610米，是保护区的北大门，自1999年3月建立以来工作人员一直住在帐房里，2002年建成砖结构房屋并已投入使用。
楚玛尔河保护站：位于青藏公路楚玛尔河大桥以北20公里处，海拔4600米，距格尔木市223公里。使用道班废弃的房屋。
五道梁保护站：位于青藏公路3007公里处，是进出保护区的咽喉所在，海拔4570米，购置的兵站旧房屋，距格尔木市267公里。五道梁有商店、饭馆等10余家，购物方便。
沱沱河保护站：位于青藏公路3104公里处，工作人员办公、生活都在帐蓬里，海拔4620米，是保护区的南大门，距格尔木364公里。
卓乃湖保护站：是位于保护区腹地的一个流动的帐蓬保护站，卓乃湖站点海拔4790米，是藏羚羊集中产仔的地区，距青藏公路150公里，距格尔木市430公里。
各保护站均配置一车、一警和两至四名林政人员。
各保护站除负责各自辖区内野生动物和生态环境保护，开展巡山反盗猎斗争外，还担负着接应和支援主力巡山队、在青藏公路进行路查和向保护区周边地区群众进行环境保护宣传教育的任务。
才局长说，沱沱河、不冻泉把守可可西里的南北大门，五道梁、楚玛尔河在中路堵截，卓乃湖在无人区盗猎分子必经之路巡山。这五个卡子足以震慑盗猎分子，有效预防和打击偷猎活动。
然后，才嘎局长对第二批志愿者活动做了总结。他要求第三批主要由教师、学生和记者组成的志愿者能克服困难和艰辛，与各保护站工作人员通力合作，相互学习，圆满完成各自的任务。他要求在第三批志愿者活动期间，各保护站巡山不得超过两天。志愿者要与保护站工作人员多深入青藏公路沿线，青藏铁路的施工队和当地牧民家里，宣传藏羚羊等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法规；闲暇时多学习，志愿者多给工作人员上课，教汉字，讲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达地区取得的一些新成就；同时从工作人员那里学藏语，藏歌，记住野生动物的藏语名字。
会后，在宿舍学习《志愿者活动工作细则》和《志愿者学习材料》。学习中，被赵新录叫到管理局办公室，看达瓦拍摄的第二批志愿者活动期间组织的一次巡山活动的实况录像。这次巡山是6月23日至7月7日进行的，共15人参加，包括3名志愿者。其中主力巡山队由王海林(领队)、赵新录、公保扎西、达瓦、更松多杰、罗松尼玛和志愿者李清组成，两辆车。沱沱河救援队由耿嘎、索南格来、扎嘎、东周才仁组成，一辆车。五道梁救援队由陈永寿、昝明华和志愿者徐国惠、冯冉组成，一辆车。在楚玛尔河附近，因天降大雨，水满河道，吉普车过河时陷入沉沙，水漫至驾驶座下。我们从录像中看到，当时天还在下雨，用机械拉车尝试了几次均未成功。最后，大约有十几号人脱下了长裤，只穿着内衣加入到人力拉车的队伍中去。此地海拔应不少与4500米，水温估计只有几度，他们在大水中拉了三个小时。北京战旗终于上了岸。
这次巡山损失惨重。主力巡山队员纷纷病倒，赵新录、索南格来、罗松尼玛都感到肺部不适，呼吸时气管有异物，耿嘎也感到两胸疼痛。赵新录、罗松尼玛不得不暂离岗位到医院就医，索南格来和耿嘎则还要带病上山。另外，为修复损毁的车辆，花费了2万元。
中午吃饭时发现，一只斑头雁死了，第一天见到它们的时候就注意到有一只总是懒懒地趴着，我还以为是个性使然。真替它难过，已经从五、六月份坚持到现在，是什么原因让它再也撑不住了呢？那只活着的小家伙更可怜，没有了伴儿，一见人就大叫着拼命地追，似乎在说，别丢下我！
下午三时三刻，送别第二批志愿者，天津的徐国惠和浙江的金日升流下了热泪。回到宿舍继续学习书面资料。
吃晚餐时，突然想起我已经好几天没吃水果了。在杭州这是不可能的，每天至少吃一次水果，多数时候一次吃好几种水果。到了格尔木已经三天，我没看到局里有一个人吃水果，觉得不可思议。马上就要上山了，再不吃就来不及了。
2002年7月12日星期五格尔木大风扬沙多云转阴
才嘎局长有个习惯，喜欢早餐时跟志愿者坐在一块，边吃边聊。也难怪，管理局成立三年来至今没有专门的办公用房，局里的伙房既是用餐的地方，又是开会的地方。
今早吃饭时，局长着重谈了青藏铁路的施工对可可西里生态环境的影响。他讲了一个发生在沱沱河保护站的事件。2002年5月16日，中铁三局青藏二队未经管理局批准，在青藏铁路8标段公路里程DK3086+802左侧雅玛尔河河道内，开动机械采挖渗水料，用于填筑施工便道。沱沱河保护站发现后，多次出面制止。第三次竟然遭到中铁三局二队五、六十名施工人员的围攻，当时第一批志愿者四川的路峰和山东的王挺亲历了这场长达半个小时的对峙。
沱沱河保护站的事情似乎特别多。才嘎局长说，他刚刚收到青海省林业局发来的传真，要求管理局开放已封闭的位于沱沱河保护站附近的尺曲采石场。这个采石场所在的位置是野生动物的主要栖息地之一，开放以后机器的往来穿梭和轰鸣势必造成野生动物的惊恐和不安。但是，青海省政府、青海省环保局和青海省支铁办显然有自己的立场。省环保局一位姓康的副局长甚至对才嘎说，这又不是你的家，你管那么多干嘛？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到今天为止，第三批志愿者只来了5个。他们是：江苏的陈生良、上海的钟得安、浙江的梁清华、重庆的余虎和贵州的孟航宇。鉴于人数较少，局长初步决定，我们采取轮换制，在活动期间多跑一些保护站，多走一些地方，全面深入地了解可可西里。这是第一、第二批志愿者没享受到的待遇。我们听了特别高兴！
早餐后，在局办公室继续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陪同学习的有局长才嘎、书记才达、森林公安分局副局长罗延海、办公室副主任刘中、主力巡山队队长王周太、卓乃湖保护站的代理站长扎西才仁等。
在学习的过程中，志愿者就一些问题向才嘎局长和才达书记进行了咨询。重庆志愿者余虎询问管理局录用志愿者的条件。作为已被录用的志愿者提这样的问题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事实上余虎想了解的是，这几日一直在管理局徘徊带着羡慕的目光想加入我们的行列的一个年轻人为什么没被录用。才达书记的解释让我们大吃一惊，这个人一到管理局就打听在保护站工作一个月能挣多少钱，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志愿者。如果他知道我们的所有费用都是自理的，他羡慕的表情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
谈到这个话题，一下子引出了更多可笑的例子。在招募第二批志愿者时，江苏南京一媒体的女记者在得知将被录用的消息后，竟向管理局提出了这样的条件：要来就与其新婚丈夫一起来，并要求分在一个站上，她想体会一下在海拔4600米的地方度蜜月的感觉。管理局当然没有答应她的要求，最终她也没来。
即便是已招募的志愿者，有些人也没搞清楚来的目的。比如，第二批志愿者中就有人提出，志愿者活动二十天足矣，剩余十天管理局应当派车送他(她)去拉萨玩。把志愿者活动当成旅游、观光了。
当然，有些热心志愿者活动的人士还是值得钦佩的。有个53岁的湖北老人在格尔木住了一个月，边打工边到局里“磨蹭”，希望能被录用。但是志愿者录用须知中明确写着报名者不得超过45周岁。象他这样的高龄到了山上不知会遇到什么样的危险。
还有的报名者是初中毕业，不符合管理局要求的文化程度大专以上的条件。因为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多数是从部队转业的退役军人，招募志愿者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通过志愿者帮助保护人员提高文化素质。
从才达书记那里我们了解到，还有很多人根本没有报名就跑到管理局要求录用。他们不知道，管理局今年的志愿者招募活动早在4月中旬就已结束了。
学习完法律、法规后，才嘎局长和才达书记介绍了盗猎活动的特点。才嘎局长说，8月是藏羚羊无绒的季节，盗猎活动较少，因此，志愿者招募暂停一个月。才达书记补充说，11月-7月是打击盗猎活动的主要期间。尤其是7月，藏羚羊只长绒，对盗猎分子有极大的诱惑力。8月藏羚羊无绒，9月藏羚羊长毛，10月始长绒，但绒较短。这几个月均不构成对盗猎分子的吸引力。
我们在院子里看到，缴获的盗猎分子的吉普车车况都很差，并不象媒体上所称的比管理局的装备好。才达书记解释说，在管理局成立以前，由于执法机制不健全，导致大规模的盗猎频繁发生。武器精良的盗猎分子经常肆无忌惮地闯入保护区，对藏羚羊进行大规模的屠杀。从当时盗猎分子的一句话可见捕杀量之大，被抓获的盗猎分子说，“进去(可可西里)十次，成功(未被抓获)一次，就赚了”。(才嘎局长今年4月7日在杭州做保护藏羚羊图片展暨招募志愿者活动时曾经说过，一个盗猎集团进出一次可获利四、五十万元。)
1999年管理局成立后，健全了执法机制，加大了执法力度。盗猎分子受到了震慑，已不能象以前那样公然地进入保护区进行偷猎活动。现在，他们改变了策略。为减少被抓造成的损失，盗猎集团的首要分子往往坐阵可可西里区域之外遥控指挥。他们雇佣穷人，驾着破旧的吉普车深入可可西里。若被雇佣者得手，则可获暴利，若被雇佣者被抓，损失也不大。
使我们感到欣慰的是，今年以来，在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还未发生一起既遂的盗猎案件。才嘎局长说，这除了归因于各保护站加强了巡山外，招募志愿者活动也给企图盗猎的人以震慑。才嘎局长在西宁甚至听到了这样的说法：可可西里管理局招募了100名志愿者，他们同保护站的工作人员一起巡山，保护藏羚羊。
余虎还询问了在卓乃湖保护站驻守的才仁文秀的情况。25岁的文秀是今年3月份上山的，现在已经一个人在这个无人区保护站守了一个星期。那里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棕熊经常出没的地方。才达书记说，队员们在山上一个人呆上一个星期甚至两、三个月是家常便饭。多数队员一年四季都在山上。没有节假日，春节、元宵节都在山上过。平时连休息日都没有。管理局汽车队队长吕长征今年在山上过元宵节时患了感冒，由于时间拖得太长，引发了肺水肿。送下山后，在格尔木抢救了7天才脱险。现在他的体质已使他丧失了进入可可西里腹地的能力。
学习结束后，我把赵新录约到我住的房间，拿出青海省地图，请他谈谈巡山的情况。26岁的赵新录是主力巡山队队员，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安分局刑警队刑警，无人区卓乃湖保护站的站长。不知谁给他起了外号，叫穿山甲。意为最熟悉可可西里地形的人。
让我吃惊的是，他和队友们在无人区巡山时从来不用指南针和指北针。他说，只要不下大雪，根据多次出入可可西里的经验，就能找到要走的路。地图上没有标注的河流、湖泊、沟壑、沙丘等他都耳熟能详。他惊人的记忆力除了归因于多次巡山的经验外，还与他敏锐的观察力有关。肖鹏虎说，局里眼神最好的人就是小赵和罗延海(25岁的森林公安分局副局长)。
他指着地图向我讲述了几次巡山的情景。一次巡山时，由于天降大雨，越野车陷在大河里。他穿着雨鞋和队友普措才仁徒步走了一天寻求救援。沿途经过涨水的河道时为避免穿着皮鞋的普措脚受冷水刺激，身高一米七几的他每次都是背着一米八几又高又大的普措过河。最后普措这个一直在学校念书刚来管理局不久的年轻人终于坚持不住了。死活都不走了。瞌睡和劳累使他一停下就睡着了。赵新录拗不过，只好眯了一会儿。迷糊中他发现口袋里的矿泉水结成了硬疙瘩。赶紧叫醒普措。小赵说，这个地方棕熊比较多。再睡下去，人不被严寒冻死，也会被棕熊吃掉。当他们找到救援人员时，他的脚底打满了血泡，全粘在雨鞋上。
我问小赵，这么危险、艰辛的工作为什么他能从21岁——一个充满多种诱惑的年龄——坚持干到现在，一干就是5年？他说，当兵时养成的习惯，服从命令。管理局实行半军事化管理，每个人都要随时待命，分到哪儿就到哪儿，要求干什么工作就干什么工作。他意味深长地说，可可西里真美！只要不遇到沼泽，车况还不错的话，巡山越到里面越舒服。
局里的工作人员大都是25岁左右的年轻人，而且以部队转业军人居多。我问小赵有没有进修学习的愿望。他说，局里曾给他们森林公安干警到西宁培训一个月的机会，但还是不够。多数人都想有更长的学习时间。但局里工作非同寻常的紧张，基本上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人一走开工作就停滞了。局打字员郭永措也提供了同样的说法。
回到宿舍忽然发现门上多了道纱门，局里负责后勤的人心真细，这样就不怕苍蝇了。
来到格尔木已经四天了，这里海拔有2800米，我还纳闷怎么没有高原反应呢，比如头痛、恶心、心跳剧烈等。后来才知道晚上睡觉老是醒来也是高原反应。这几天入睡慢，头脑特别清醒，夜里老是醒来，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总的感觉是睡不着。
2002年7月13日星期六格尔木——不冻泉阴
早餐时才嘎局长向我们透露，管理局拟在索南达杰保护站附近建一个野生动物救助中心，初期预算是108万元人民币。现在正筹措资金。一日本移民公司有意捐赠60万元人民币，但前提条件是，青海省政府必须承诺先期拨付剩余款项48万元人民币。局里正在全力促成此事。
经费短缺是困绕管理局开展业务活动的顽疾。局里现在使用的房子有21间，因为房子太少，办公和住宿都在一起。事实上，除去职工住宿，只有3间用于办公(其中一间是打字室)，科室均无法挂牌。去年省林业局拨了20万业务经费，今年迄今分文未给。如果没有爱立信的捐助，恐怕连工作都没法开展。为此，负责管理局人事的州政府拨了308万专款用于局综合办公楼的建设，第一批志愿者到来时刚刚奠基，现在第一层已经造起了。
才嘎局长还向我们反映了一个问题，缴获的藏羚羊皮一直存放在仓库里，并派专人看护。现在这些皮子已经开始生虫、发臭，亟待上级主管部门下文处理。
今日上不冻泉。我的心里有点紧张，不知道山上到底怎么样，光听别人说如何如何，自己心里没底。局长和局在格人员列队站在院中，手里擎着哈达给我们壮行。我的动作最慢，可以说是手忙脚乱中背上登山包，然后接过了局长献的哈达。
上午10：30，主力巡山队队长王周太驾车，其弟文德和不冻泉保护站代理站长成林龙周陪同，护送我们上山。由于上海复旦大学的钟得安上火车前身体就有小恙，过西宁后病情又有所加重，因此，先期抵格的五人中只有江苏的老陈、重庆的余虎、贵州的孟航宇和我首发上山。
在来格尔木之前我从各种报道中得知，从格尔木出发一上青藏公路满眼看到的都是荒凉的景色。有个记者说，车子好像行驶在月球上一样，在青藏公路两旁看不到一棵树，很多路段两边的土地和山上甚至不生一草一木。
我们的车子一过收费站，果然看到的是无边的荒原，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局库南科研站的肖鹏虎主任曾对此做过解释。他说，这里的土质属于高山寒漠土和风沙土，不宜生长植被。山上能否生长植被除了取决于土质外，还受山势的影响。大风是这里常见的气候，山势如果比较陡峭，植物在大风作用下固封不住，就很难生长。
在上山前，第二批志愿者来自浙江义乌的金日升教给我预防高山反应的绝招：装傻。他说，到了山上不要兴奋地到处乱跑，不要多讲话，尽量少动、少说。过了适应期人就没事了。我老老实实照他说的去做了，任凭老陈和余虎怎么逗我都不开口，后来干脆打起盹儿来。直至驾车的王周太突然提醒我们：“昆仑山口快到了！”我们一下都来了精神，纷纷伸颈张望。
被喻为万山之父的昆仑山是亚洲最长的山脉，想象中的昆仑山巍峨壮观，气势磅礴。但走到跟前一看，反倒找不着那种感觉。可能是我们站的地方海拔就已很高的缘故，眼前的昆仑山看起来甚至还没有在东部爬的某些山高。
终于到昆仑山口了。王周太把车停在路边让我们下去照相。今天是阴天，一下车就感到冷风阵阵，我穿着冲锋衣，里面还加了一件贴身的薄羽绒衣。如果不把冲锋衣的风帽扣在头上，还是感觉冷。甚至成林龙周这个看起来身体特壮的站长也缩在车里不下去。
昆仑山口标志碑确如肖鹏虎所说，被去年的世纪大地震震断后变得残缺不全，乍一看“山口七百六十七米”觉得很惊诧，全文应是“昆仑山口海拔四千七百六十七米”。碑旁有两座石雕，据说是守护昆仑碑的神兽。碑的左侧有为纪念因反盗猎被枪杀的治多县西部工委书记杰桑·索南达杰而立的纪念碑，以及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界碑。
由于沿途的景色雷同，14：00，当王周太招呼我们说“不冻泉到了！”时，我还在四处张望，迷惑地寻找保护站的位置。不冻泉保护站紧挨着中铁五局第七项目部的工地，2002年之前还是个帐房保护站，借助爱立信的捐款，今年始建成目前的一层砖结构住房。这是目前局里物质条件最好的保护站。
在等待吃中餐之前，我们参观了刚刚布置完毕的不冻泉展览室。从这些图片中我认识了很多可可西里特有的野生植物，如垫状点地梅(野牦牛的主要食物之一)，马兰(可可西里分布较广的兰科植物)，唐古拉虎耳草(珍稀植物)和多刺绿绒蒿等。野生动物除较为熟悉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藏羚羊、野牦牛、藏野驴，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棕熊外，还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藏原羚(黄羊)、盘羊、猎隼等，以及青海省重点保护动物沙狐、赤麻鸭、斑头雁等。展览室四壁摆放着一些野生动物的头骨、角和标本，帮助参观者加强认识。
不冻泉的风很大，一出站就得把风帽扣上，虽然住的是砖结构住房，但感觉特别冷。在不冻泉的第一夜也没睡好。老是醒来，头疼，轻度恶心，心脏的跳动声清晰可辨。不停地看表，巴望着天赶快亮。
2002年7月14日星期日不冻泉阴
终于盼到天亮，起来做饭。饭毕，打扫厨房、会议室，其他人则擦窗的擦窗，扫地的扫地。整个不冻泉保护站都忙着做卫生，为的是迎接明日爱立信“我们的可可西里之旅”的到来。
卫生做完，头疼得厉害，又回到我宿的房间睡觉。中餐只吞了几口，接着睡，睡，睡！什么事都不想做。下午，痛感减轻，起来活动，遇到某西部万里行的自行车单骑赴拉萨者，还有一摩托车队。据保护站的工作人员讲，骑行青藏线的人很多，他们经常遇到。
晚饭前，余虎提议到公路对面的红艳美发厅看看，大家一致同意。听说青藏铁路有个“第二十一局”，这“第二十一局”指的是中铁二十个局之外的由美发厅等娱乐场所组成的“编外人员”。美发厅老板直言不讳地承认了这一点，他甚至坦白地说他没有营业执照。
这位1978年从山西移居到格尔木的老板由于经常跑青藏线，对这一带的生态环境的变迁深有感触。他说，以前他经常跑拉萨，那时的藏羚羊多得连人、车都不怕，现在则很少看到了。谈到土地沙化，他说，青藏公路多处路段由于正在修补，机动车要走便道，这样就导致便道上被碾压的草很难恢复生长。这里脆弱的生态环境早在五十年代建设青藏公路就已经显现了。五十年前挖过草皮的地方现在依然是裸露着。这位老板还神情激动地说，昆仑山上的冰雪去年史无前例地融化了，可见气候变暖之征兆。
2002年7月15日星期一不冻泉雨
又是一个噩梦般的夜晚，清醒时头疼，将要入睡时心脏又剧烈地跳动。好不容易熬到天亮，忽然听到警车的号声。原来是五道梁保护站的詹江龙站长一行人。
为了赶在爱立信“我们的可可西里之旅”到来之前，把刻有“爱立信地球之友”字样的五个保护站的牌匾悬挂起来，他们一行人昨晚就从格尔木出发了。不想行至半路车坏了，又返回格尔木修理。车修好后为了赶时间又连夜上山，中途遭遇冷雨，从格尔木到不冻泉179公里的路程他们走了一夜。今晨七时我看到他们时，一个个已是冻得嘴唇发紫，疲倦不堪。
稍事修整，把顺带的一些供给品送到不冻泉伙房后，他们又冒雨赶赴楚玛尔河保护站。我担心他们一宿未睡会影响行车安全，请求他们休息一会儿。但詹站长说，习惯了，经常这样，巡山时连着几天几夜不合眼都很正常。
胡乱吃了点零食后，和小孟到外面走走。我们来到保护站后面的山上，爬了一个坡又一个坡，景色尽收眼底。一望无际的高山荒漠，大片的白云覆盖在地上，东昆仑玉珠峰和西昆仑玉虚峰的雪清晰可鉴。借助在展览室看的图片，我很快发现地上生长的繁星般的垫状点地梅，还有密如蜂窝的鼠洞。站在高处眺望，中铁五局第七项目部的采沙车正举着大钳在河道里作业。
爱立信的人终于来了。随行的还有北京电视台、中国青年报、中国环境报等媒体的记者。见了我们都扑过来七嘴八舌的提问。爱立信的部分员工显然遭受了高山反应的折磨，坐在大巴上不下来。分别三天后，又见到了才嘎局长、才达书记、罗延海副局长、肖鹏虎主任、王周太政委、韩宗隆、达瓦等人，倍感亲切！
才达书记说，为了一个已封闭的位于保护区内的尺曲采石场能否开挖的问题，他与青海省环保局、青海省支铁办、铁路设计院和中铁三局协商了很久，终于没让采石场开挖。
送走上述人员，吃完中饭后，下午由不冻泉的司机更松多杰驾车带我们去玉珠峰拍雪山。更松多杰昨晚跟詹江龙一道开了一夜的车，中午也没休息。这让我心里很内疚。跟我们一起前往的还有刚刚上山的来自北京的志愿者——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99级的陈龙，在北京的一位女志愿者未能成行后，他很幸运地以候补的身份入选。
玉珠峰是清华鲨力登山队和北大山鹰登山队都曾征服过的雪山。我曾听过沱沱河保护站站长耿嘎对户外探险者的评价。他说，一次当看到一群登山爱好者携带了很多装备最后冲顶失败时，这位在服役期间曾获青海省武警总队散手第三名的站长说，“看他们慢腾腾的样子，真让人着急。我两手空空都能上去”。
晚餐前，跟随更松多杰的车子去不冻泉拉水。不冻泉因常年水温摄氏5、6度而得名。附近的铁路工地和保护站的饮用水都取自这里。
吃晚饭时，与刚刚从无人区卓乃湖保护站下来的索南格来、扎西才仁、玉成和才仁文秀(独守保护站8天者)相遇。25岁的索南格来经常与小赵搭档巡山。他说，在可可西里工作这几年只有两次感到了危险。那都是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棕熊相遇，有一次离棕熊只有两米远。那次他在夜间巡山看到前方有个黑影，同伴以为是块石头就径直走上前去，格来发现黑影在动，提议停步；同伴以为他眼花了，继续前行。待走至黑影前两米处时，粗重的喘息声让二人感觉不妙，他们本能地把手放在已经上膛的枪栓上，蹑手蹑脚地退回到安全的地方。这时那头熊已向他们走来。还有一次，在巡山途中格来走到一个山洞里找水喝。脚刚踏进洞内就看到一堆新鲜的棕熊粪。他快速地逃离了现场。跑到一个小山坡时，他看到一只壮硕的棕熊正一摇一摆地从洞口走了出来。
多次跟棕熊打交道的格来似乎对棕熊的习性非常了解。他说，遇到棕熊不能往山坡上跑，而应往山坡下跑。下坡时，棕熊长长的毛发会披下来遮住眼睛，有碍视线，从而减缓其跑动的速度。另外，棕熊从高处往低处跑，喜欢采取直立的姿势，这同样会使它动作缓慢。文秀说，棕熊很怕人的脸部，尤其是人中这个部位。见到人后它首先袭击人的脸部，把脸打掉。
格来关于棕熊的有趣的故事很多。一次，卓乃湖保护站的站长赵新录在卓乃湖附近巡山归来，发现炉火已熄的帐篷里有一头棕熊。那熊躺在小赵的床上，盖着他的被子。被子里填塞的棉絮被这头熊扯得满帐篷都是。看到人来，熊知趣地走开了。小赵清点物品时发现，凡是帐篷里熊喜欢吃的东西都被它吃了，甚至包括罐头。格来说，都说熊笨，但你看了被熊用石头砸开的罐头后，你一定会改变看法。
如果说遇到棕熊，巡山队员尚可单打独斗，那么遇到体重两吨的公野牦牛，保护队员只能选择回避了。格来和文秀都说，群居的野牦牛不会攻击人，但落单的雄性野牦牛极具攻击性。巡山队车辆老远一见野牦牛掀尾巴，就赶紧掉头躲开。我一下子记起了展览室的一张照片——一头四蹄飞奔、尾巴掀扬的野牦牛正攒足了劲向巡山队的一辆车冲去。
格来参加了第二批志愿者活动期间的巡山救援工作，那时他是以沱沱河保护站副站长的身份加入到楚玛尔河陷车救援队中去的。由于裸腿在没膝的冷水中泡了三个小时，他患了感冒，现在一大声说话两胸骨就痛。这样的病体本来就需要休息，但局里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工作人员必须随时待命，听候局里的派遣。他说，一次他在休假，刚过三天，局里一个电话就给召了回来。一年三十天的假期能否度满是很难说的。平时所谓的八小时工作日，双休日，节假日对他们来说是没有的。今年的春节格来就是在山上过的。当时大家对着对讲机大声吼了几下，放了几串鞭炮。旷野里没有人，只有他们和野生动物。
格来说，他们的人身除了在高山上有可能遭遇野兽的袭击，受到严寒、大雪、沼泽等恶劣气候的损伤外，下山以后在格尔木还会遭受盗猎分子家属的报复。更松多杰也对此做了补充说明。
在与盗猎分子斗争的同时，他们还要与新疆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西藏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做好协调工作。这两个保护区也是藏羚羊的主要栖息地之一。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自2000年10月以来就已实行禁采封育措施，今年一来，在该区未发生一起既遂的盗猎案件。但不能保证在目前仍许可开采金矿、捞卤虫的阿尔金山和羌塘自然保护区就无盗猎活动。事实上狡猾的盗猎分子恰恰利用三区管理体制的差异，在青新、青藏交界处出没，比如去年的6·6案和今年的6·2案。这给可可西里管理局的打击盗猎工作制造了难题。格来说，一次他和巡山队员驱车六天六夜追捕盗猎分子，到了阿尔金山保护区被当地金矿路卡拦住。虽然阿尔金山管理局电话通告要求放行，对方还是不肯。无奈格来只好硬闯。他还说，有时抓到来自阿尔金山的盗猎分子，他们在押解至格尔木交付审判之前一直不敢声张，担心新疆方面要人。格来恳切地建议，在保护藏羚羊方面，以后三区应当联手合作，加强协调。
管理局还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被抓获的盗猎分子如果是盗猎未遂的话，检察院往往根据刑法第128条第1款的规定，以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罪提起公诉，而对于刑法第341条第1款规定的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不予认定。检察机关认为，只有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没有其他证据，不能认定其涉嫌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格来反映的这个问题我在格尔木也听局长提过。从2001年6·6案的刑事判决书((2002)格刑初字第07号)来看，检察院指控三被告时也提到他们是“从花土沟前往新疆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盗猎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藏羚羊”。法院“经审理查明”，三被告也是“携带小口径步枪3支，小口径子弹7280发，驾驶3辆北京吉普车从花土沟前往新疆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捕杀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藏羚羊”。而且有物证、书证、被告人供述、勘验笔录等证据证明。为什么不能定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呢？
我们设想一下，一帮人开着吉普车，携带着众多枪支和子弹甚至霰炮，到没有人烟只有野生动物的地方，想干什么？会干什么？枪、车这些作案工具不是物证么？同案人员的供述不是证人证言么？检察院到底还需要什么证据？难道它想让已经受到惊吓的的藏羚羊象被害人那样出庭控诉刑事被告的野蛮行为么？难道只有让藏羚羊横尸遍野才能给盗猎分子定罪么？
据说，检察院认为，只有口供不能定罪。不错，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只有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的供述和辩解，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判定其有罪。但在盗猎案件中，除了盗猎分子的口供外，还有同案盗猎分子的证人证言，用于盗猎的越野车、枪支、弹药等物证。这些证据相互佐证，环环相扣，结合当地的自然环境，已经形成一个强有力的证据锁链，足以认定其涉嫌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
检察院不就是差一个犯罪对象——藏羚羊作为证据么？可这是盗猎未遂案，你不可能把已经逃掉的藏羚羊再抓回来出庭指认刑事被告，更不可能要求保护队员眼睁睁地看着藏羚羊给打死，被剥了皮，然后再拿着皮子去抓人。何况，无论从刑法的法条规定还是从刑法的理论上来讲，犯罪对象从来就不是犯罪构成的必备要件。
刑法第128条第1款规定，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341条第1款规定，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或者……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给盗猎未遂分子定非法持有枪支罪，显然是减轻了其罪责。它不但震慑不了盗猎分子，还会助长其盗猎气焰。
据参与破获今年6·2盗猎未遂案的第一批志愿者讲，在这批盗猎分子的车上发现了藏羚羊毛和血迹，而犯罪嫌疑人也承认猎杀了6只藏羚羊，希望今年的判决会有所不同。
2002年7月16日星期二不冻泉——格尔木阴
昨晚跟索南格来和成林龙周聊得太晚了，喉咙很疼，今早起来精神不佳。烧了稀饭权做早餐后，随老陈、余虎和小孟去对面的中铁某局某项目部办公室宣传科找昨日小孟结识的贵州老乡了解一下施工的情况。不巧他到不冻泉特大桥施工现场去了。我们就在最近的工地上随便看了看，拍了些照片。在施工现场，我和小孟发现了不知何时丢弃的几堆垃圾，主要是啤酒瓶和完全脱漆被铁锈腐蚀的铁罐头盒。
吃中饭时，治多县国土资源局局长阿尕义在座。他是来检查青藏铁路治多县辖250公里地段采石、挖沙、便道使用和临时用地情况的。由于青藏铁路从我国最大的自然保护区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3180万公顷)和第四大自然保护区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450万公顷)之间穿过(西藏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980万公顷，新疆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450公顷，)，考虑到这里脆弱的生态环境一经破坏就很难恢复，因此在施工的过程中对环保的要求特别高。施工单位必须严格按照管理局批准的范围施工，不得越限作业。比如容许挖沙的面积是宽400米或600米，长2公里。便道的宽度在4至6米。工程竣工后，要对采挖的坑道进行回填碾压平整，尽量恢复植被原状。
阿尕义局长说，治多县辖8.02万平方公里，地域广大。全部检查工作结束需要一周。
阿局长还就保护区用地的法律程序向我们做了说明。首先必须向保护区管理局提出用地的申请；管理局批准后，再由治多县国土资源局发放采沙证、采石证等证照。阿局长说，目前在风火山口附近有一个引起争议的尺曲采石场，由于是野生动物的主要栖息地，管理局果断地把它封闭了。但是中铁某局某项目部一直没有放弃开采的努力。铁路方联合青海省环保局不断地给管理局施加压力，要求重新开放这个采石场。双方进行了多次交涉。这是我第三次听到尺曲采石场的名字。
阿局长还回答了我提出的高原荒漠鼠害肆虐的问题。他说，老鼠很难消灭。事实上鼠兔本身也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大老鼠吃草危害不大，主要是小老鼠，它食草根，危害最大。目前还没有有效的治理办法，若用药杀，成本太高。总之，老鼠确实是越来越多。
午睡后，遇到两个单骑赴拉萨的人，一个是河南大学99级药学专业的何龙，一个是上海某中学的教师。他们是在网上联系的。何龙虽然在高考结束那年暑假骑车去了上海，大二的暑假又骑车去了西宁，但壮实的他面对高原反应时，身体状况没有瘦瘦的上海老师好。
下午三时许，正在老陈的屋里聊天，一戴墨镜的大个儿依在门口张望，原来是索南达杰保护站的志愿者马海涛。我很感兴趣地跟了出去，又见到了一个来自广州的女志愿者，还有大名鼎鼎的高兴——索南达杰保护站的站长。
傍晚时分，才嘎局长他们从沱沱河方向回来了，送走爱立信一行人后，他们就往回赶，不想中途遭遇大雨，道路泥泞，苦不堪言。局长招呼我们赶快收拾行李，把暂时不用的大件物品寄存在不冻泉保护站，然后一道下山，返回格尔木休整。
2002年7月17日星期三格尔木晴
上午陪卓乃湖保护站的站长小赵到格尔木人民医院看病。内科有两个门诊室，开始我还以为排着长长的队伍的那间是专家诊，正要建议小赵在那里看，后来发现那里是办理了医疗保险的患者看病的地方，我们去的是医药费全额自负的诊室。做了胸透，心电图，B超后，结果初步显现，小赵患有支气管炎，心率不齐，医生还怀疑他患有乙肝。我们又来到一个个体藏医门诊部，让一位老藏医给开点中药，对付支气管炎这样的顽疾除了用西药消炎祛寒外，长时间的调理和疗养是非常重要的。
从街上返回后，才嘎局长把我们召集在一起，宣布了志愿者人员安排：小钟和陈龙分至最近的不冻泉保护站；老陈和小孟分至无人区的卓乃湖保护站；我和余虎分至最远的沱沱河保护站。
这个决定让我有点吃惊。第一批志愿者厦门的江艳莲说，女志愿者一般分到五道梁保护站，第二批的两个女志愿者也是分到那儿。我从来没有想到会去沱沱河。沱沱河保护站站长耿嘎的外表特别凶，我见了他特别怕。管理局那么多人我都打过交道，惟独没跟他接触过。我们几乎没说过话。一想到要跟他在一起工作，心里就没底。
不过这次情况不同的是，到目前为止第三批女志愿者只有我一个。才局长说，本打算把我们分到五道梁的，但那里的房子漏雨。他说，在沱沱河我们可以体验到住帐篷的乐趣，他本人都想去住住。在那里，我们可以到唐古拉乡政府看看，访问一下那里的气象站。
趁这个机会我向局长反映了局里没有休息日的问题。局长无奈地说，管理局刚成立时，(玉树)州上只给了他2万5千元和23个年轻人，这些人的素质参差不齐，刚来时打架、酗酒，闹得很凶。不严根本管不住。所以局里实行半军事化管理。休息日是没有的，局长本人也没有。但每年正式工有30天、临时工有20天的休假。当然由于工作需要，有的人刚度几天假就给召了回来，也确实出现了年轻队员由于休假日少、没有休息日而影响成家的问题。才嘎局长开玩笑地说，要么让我来当一个月的局长试试，看看实行八小时工作日行不行。
这么紧张的人事安排让我吃惊。我问肖鹏虎兄弟单位的编制如何。他说，据他了解，位于陕西境内的太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56325公顷，编制30几个人，从业人员达到400多个。由于有旅游资源，每年的门票收入就达1亿7千万，还不包括娱乐、餐饮等方面的赢利。而大兴安岭自然保护区由于地跨黑、吉、辽、蒙、冀五省区，编制达到了400多人，另外还有消防队。它是由国家林业局直接管理的保护区。
作为全国第四大自然保护区，可可西里的编制只有35人，外加23名临时工。这么一点人在面积达4.5万平方公里(450万公顷)的范围内巡逻，是远远不够的。在管理局现有编制扩大之前，要保证每个工作人员有充分的休息日是不可能的。
2002年7月18日星期四格尔木阴
昨晚咳了半夜，可能是气候比较干燥的缘故，这时又留恋起在山上的日子，虽有高山反应，但呼吸的空气比较润泽。
上午由于恶心、咳嗽，怕影响明日的起程，赶紧吃药躺下，下午渐好。
中午时分，来了一个乌鲁木齐的女志愿者刘新远。她已45岁，在中学教化学。现已办了退休手续。44岁的老陈的老大身份由于她的到来只保持了10天。我的“珍稀动物”的身份也要打破了。据悉，还有一位24岁的高中数学女教师正从湖北赶来。女志愿者从开始的一个一下子增加到了3个，我们的队伍也从5人扩大到8人。不过她们俩比我运气，能分到一块，我则要先行一步，跟男志愿者一起上山，一起生活，一起工作。
晚饭前，才嘎局长到我们宿舍座谈。我一直以为藏族都信佛教，听局长一聊才知，现在年轻人信的并不多，他自己就是40多岁才皈依藏传佛教的。才局长深有感触地说，信教后，最大的收获是认识到众生平等。动物和人一样都是生命，它们是有知觉有感情的，人应尊重它们，爱护它们。
晚上，才嘎局长，罗延海副局长和肖鹏虎主任拉我们去尕陕吃羊肉串，算是给我们饯行。大家又吃又喝，谈笑风生，似乎对明日的启程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我本来不喜欢吃羊肉串，但这里的羊肉串特别醇香，是地道的羊肉味，不象在东部，如果你说嘴里咬的是猪肉，我想也没人反对。这个晚上吃的羊肉串比我这一辈子吃的都多。
2002年7月19日星期五格尔木——沱沱河晴
早餐时，才嘎局长照例跟我们边吃边聊，叮嘱了我们很多话。餐毕，才达书记、办公室的刘中副主任和库南科研站的肖鹏虎主任都来到我们住的房间，向我们做最后的嘱咐。临上车前，才嘎局长把我叫上楼，在他的办公室里，递给我一份资料：《青海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情况简介》，嘱托我说，要做一名优秀的志愿者，写出一些有分量的文章来。最后局长还给了我一张4月8日管理局在杭州搞保护藏羚羊巡回图片展时拍的我和他的合影。
上午9：30，管理局主力巡山队司机公保扎西驾车，中途又搭了一些货、人，11：00左右始离开格尔木，抵不冻泉已是14：30。与随后赶到的沱沱河保护站的耿嘎、文嘎汇合后，站长耿嘎敦促我们赶紧吃饭。15：20，青O·20125载上我和余虎，外加文嘎的妻子扎西德吉和一个在青藏铁路工地上打工的玉树老乡奔赴沱沱河保护站。
这一段路走得真是辛苦！185公里的路程用了7个半小时。由于青藏铁路的开工，今年的青藏公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繁忙。巨无霸一样的工程车、生活供给车往来穿梭，庞大的车轮碾压着不堪重负的公路，从不冻泉至五道梁的路面变成了烂泥滩，车子多次下便道，一路上烟尘滚滚，黄沙漫天，窗子都不敢开。中途多次堵车，我想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清一色的大卡车拥在一条公路上。让人不解的是，有数不清的青藏铁路工程车、供给车没有牌照。这些体积庞大、载货畸重的卡车发动起来风驰电擎一样，坐在越野车里感觉它们就象山一样压过来。事实上，今年青藏公路上发生的交通事故也创了历史记录。这些没有牌照的大卡车无疑给行车安全带来了极大的隐患。
驶出不冻泉保护站不久，我们遇上了前来迎接老陈和小孟的卓乃湖保护站的玉成等人。车行至青藏公路2952里程处突然停了下来，原来是索南达杰保护站到了。保护站的几个以大学生为主的志愿者正在公路上拦车要求搭载去拉萨。上次在不冻泉保护站遭遇的索南达杰保护站的站长高兴正利用这个机会向停车的司机赠送可悬挂在驾驶座上方的印有“藏羚羊保佑您一路平安”中英文字样的吉祥中国结小饰物。看到大名鼎鼎的索南达杰保护站，我赶紧下车照了张相。由于行程紧，我只大致看了一下该站的外貌——一座以五星红旗为墙体，左侧有风力发电系统，背后有一高大了望塔的几间平房。
各保护站虽然都配有独立的越野车和每月500元经费(含伙食采购费用)，但下一次格尔木非常不易，各站在上山时都尽量为在山上的其他保护站捎带点东西。车行至青藏公路2963处和3007处时，我们分别拐入了楚玛尔河保护站和五道梁保护站，希望和坚守在那里的工作人员见上一面，通通信息。不想未见一人，据说，都到工地上检查去了。非常遗憾！楚玛尔河的房子是以前的道班废弃的，外墙上的裂缝清晰可见，内墙糊满了报纸，里面黑黢黢的，光线非常不好。五道梁的房子是与某部队战士合住的，从外观上看还不错，但我想起了才嘎局长在格尔木说的话，这里的房子漏雨，所以暂不安排志愿者。
文嘎的妻子扎西德吉眼神儿特别好。刚过了楚玛尔河大桥，她就在车内大声提醒我和余虎，“看！黄羊！”透过望远镜，我们发现了近十只藏原羚在楚玛尔河畔悠闲地吃草，它们屁股上的那一小撮白毛特别醒目。这是我和余虎在可可西里见到的第一批野生动物。当时真是兴奋啊！都说由于盗猎分子几年的屠杀，青藏公路沿线已经很少见到野生动物了。连不冻泉的那位常年跑拉萨的理发厅老板都这么说。可是今天我们不但看到了黄羊，还一下子看到了十只，他们离的是那么近，后来不用望远镜我都能找到它们的位置。可见管理局的打击盗猎工作还是卓有成效的。
文嘎介绍说，楚玛尔河至五道梁之间是藏羚羊经常出没的地方，因怕车，一般在早晨、傍晚时出现。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今天也许能看到。由于看到藏原羚的兴奋，搞得我和余虎一路上都伸长了脖子，两个近视眼目不转睛地盯着车窗外，希望自己也能发现点什么。但还是被扎西德吉抢了先。她又看到了一只藏野驴和一只狐狸。我瞪大了眼睛找了半天也没发现这两个家伙，余虎的运气比我好一点，他的眼睛抓住了那只狐狸。
过了五道梁，路况渐渐好起来。经过闻名的海拔5010米的风火山口时，我敏感地听了听自己的心跳，没有任何异常反应，呼吸也正常。当时很高兴，看来管理局把我们反复地从不冻泉送回格尔木的适应性训练见效了。本打算在风火山口隧道照张相的，但时间太急，不好意思要求耿嘎停车。
送玉树老乡到工地上时，天已经黑了。在格尔木我注意到太阳是晚上九点半才退去的，我们还要赶到二道沟吃饭，抵达沱沱河估计会很晚。我心里有点犯急，从早晨9：30出发到现在，一直在路上颠簸，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落脚休息。
二道沟是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上都能找到的地方，借助朦胧的天色我才发现，这里不过是几处帐篷和中铁三局二处的简易房。以这样的规模能在中国地图上有一席之地，足见它的重要性。实际上它是过往青藏公路的车辆、游客的一个补给站。现在我们就来吃饭了。
记得老陈说过，从没见耿嘎说过一句话。现在我要完成老陈交给我的使命，把耿嘎的嘴巴撬开。当我上山前听说这个看起来有四十岁的康巴汉子是1977年出生的时，我的紧张一下子消除了不少。原来是个小弟弟，这就好办了。
虽然有点拘谨，我们的对话还是开始了。耿嘎基本上扮演了一个被采访者的角色，我问一句他答一句，也不回避。不聊不知道，一聊吓一跳。原来这个从青海省武警总队转业至管理局的站长在服役期间还获得过全省散手第三名呢。那时他还有个机会转业至西宁一家医药公司。当从电视上看到可可西里反盗猎人员与盗猎分子展开枪战时，喜欢摸枪的他决定放弃去西宁的机会，在2000年与同是武警的郭永措(现为管理局打字员)、白玛文青(郭的丈夫，卓乃湖保护站林政人员，现病休在家)和才仁文秀(现为卓乃湖保护站林政人员)一同来到管理局。先是分到不冻泉，现在沱沱河保护站。但他的英雄主义梦想并未实现，因为是林政人员编制，他到现在也没摸过枪。我问他后不后悔当初的选择，他说，这有啥后悔的，到哪里都一样。就这么回事，就这么简单。
吃完饭，出了二道沟，踏着漆黑的夜色我们又上路了。从二道沟至沱沱河保护站只有15公里的路程。23：00，扎西德吉在车上激动地提醒我们，“向右看！那儿有两个‘楼房’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家了。”在漆黑一团中我吃力地顺着她指的方向往外看，还是没找到期待中的“楼房”。直至下了吉普车，在耿嘎和文嘎的引导下，才发现了与夜色融为一体的所谓的两座“楼房”——两顶黑漆漆的帐篷。
我们机械地跟着耿嘎走到右边的帐蓬门口，帘子一掀，一帮人鱼贯而出，原来是在此看电视的民工。站在门口往里望的一刹那，哇，好亮的一个世界！“看看！我们的帐篷怎么样？”耿嘎问道。真是出乎意料的好！也许是长时间眼睛遭受黑暗的浸染，乍一到帐篷里，看到这里居然还有电灯，感到特别温暖。帐篷的空间很大，容纳了六张床，三张桌子、几张椅子和一个取暖用的煤炉。
耿嘎忙着给我们介绍留守站内的林政人员36岁的东周才仁和21岁的扎嘎，他俩都是从野牦牛队时代就开始参加反盗猎的临时工。看到我们来，东周马上为我们安排床铺。我坚持要睡在另一顶帐篷里——毕竟跟五个男人住一顶帐篷怎么想都感到别扭，况且临行前才嘎局长也说，这里有两顶帐篷，一大一小，我住小的，队员们住大的。但是耿嘎认真地说，另外一顶小帐篷是他们的伙房，里头没有煤炉，冷得很，不如先将就一晚，明天再说。看到文嘎的妻子扎西德吉也跟他们住在一起，我只好让步。
东周一边为我们铺上厚厚的褥子一边说，这几天老下雨，不能为我们晒被子，先将就睡一晚，如果明天天气好的话，他就给我们晾。
扎嘎是个很活泼的小伙子，我们刚一来，他就很兴奋地向我们提出了一连串的英语问题：I love you , I’m missing you , See you, How are you? Thank you.是什么意思？这让我大吃一惊。颠簸了一天到这里没得休息还有人要考我们。
这个小伙子在14岁初中要毕业的那年，从媒体上看到了治多县西部工委书记杰桑·索南达杰在太阳湖附近与持枪盗猎分子展开枪战被害的消息后，一股冲天的热情使他放弃了学业，加入了野牦牛队。至今在可可西里已坚守了7个年头。每次在格尔木打电话给家里，父母都要流眼泪。一年年的劝他回到玉树。他总是宽慰父母，快了，他的临时工马上就要转成正式工了。后来干脆就少打甚至不打电话，怕父母伤心。他的两只眼睛边上有两条可怕的创疤，那是幼年时摔脚留下的，由于牧区没有医生，就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
还没坐定休息，我们就先开始学习了，我跟余虎教他们英语，东周教我们几个常用的藏语。扎西德吉由于去过印度经商，也懂几句简单的英语。
东周给我和余虎分别起了个藏名，我叫德吉卓玛，意为幸运的仙女；余虎叫尼玛才仁，意为长寿的太阳。
晚上上号是个大问题。在格尔木时我曾问才嘎局长这里有没有厕所，局长说，“有啊！到处都是厕所，还不收费！”幸亏有扎西德吉做伴，否则真不知怎么办。但两三天后她回拉萨了呢？
2002年7月20日星期六沱沱河晴
早晨起来，洗漱完毕(站上用的水是就近取的，烧沸后有沉淀；从15公里以外拉来的水水质较好，)，就紧着找地方方便，找啊找，终于在一小河边仓促解决，惊魂不已！回来后发现，人都在睡，回头撞上余虎，他说上面牧民家有只保护站委托代养的小藏羚羊，我随同去看。
三只藏狗伏在门口，见我们就狂吠，幸亏拴着链子。这家的女主人叫白玛卓玛，她的二女婿沃那正在院子里宰羊。藏族杀羊跟汉族不一样，他们先用绳子把羊闷死，然后再开膛剖腹。这样血都留在腔内。藏族认为用刀宰羊太残忍。他们还不吃鱼，认为这种小生命一刀捅下去，连血都很少，吃它太残忍了。
那只小藏羚羊的藏名发音叫“居里”，实际上这不是它的名字，而是藏语对小羊的称呼。后来，扎嘎告诉我，这只小羊是两个月前铁路工地送过来的，它还没有名字，现在还在吃奶。以前遇到迷途或受伤的野生动物站上都喂奶粉，但羊吃了不是涨肚就是拉肚子甚至不吃，后来摸索出经验，找牧民买鲜牦牛奶。这只小羊已经能够吃草了。它的眼睛大大的，黑黑的，样子与其说是一只羊，不如说象一头鹿。特别可爱。由于是人工饲养，它跟主人家的人特别亲近，见了我们也不怕生。
拍了照片，又到主人家的“牛粪山”上看了看，这些高高耸立的“干柴垛”乍一看好像石头一样。《生物多样性公约》里说，“要认识到许多体现传统生活方式的土著和地方社区同生物资源有着密切和传统的依存关系，应当公平分享从利用与保护生物资源及持续利用其组成部分有关的传统知识、创新和实践而产生的惠益。”牦牛粪烧起来无烟尘、无异味，也无废渣，取之于自然，复归于自然，非常清洁。我想这真是个好倡议。
从白玛卓玛家回来，开始准备早餐。这里的海拔是4620米，比不冻泉高了10米，这一点差距就造成煤气打不着。得先把煤气打开，再用火柴点，打火机也没用。
吃了饭，我请求耿嘎把伙房帐篷整理一下，给我腾出一张床来。我是沱沱河保护站接纳的第一个女志愿者，以前没遇到这样的问题，这多少给他们添了麻烦。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床铺好后跑过去坐了一会儿，感觉很舒服。但风很大，好像四处都透风，也没有炉子。我仗着7年冬泳的底子向耿嘎和东周保证，我不怕冷。看到他们都穿着衬衣甚至短袖衫，我也大胆地脱了羽绒衣和冲锋衣，只穿了一件羽绒背心。刚坐了一会儿就感到不对劲，赶紧回来吃药。又麻烦他们把铺盖搬了回来，真是不好意思，太逞能了。
扎嘎也感冒六、七天了，没吃药。他在沱沱河已呆了两个半月，带上来的药早已吃完，一直这样撑着，我甩给它一半泰诺。管理局职工的医药费全部自理，包括职业病都自己掏腰包。而山上气候变化快，日温差很大，极易患感冒，如若不能得到及时的治疗，就可能转变成肺水肿等疾患。
中饭后，车子修好，他们要去二道沟办事，我怕感冒加重，想躺下休息，就让他们关了门和窗，一个人留守帐篷内。
大约七时，他们回来了，煤没买成，余虎的电话也没打通(二道沟的通讯已瘫痪四天了)。倒是在工地上转了转，检查了施工对环境的影响情况。本地共有工地17个，绵延80公里，巡查一周需两天时间，今天他们看的是一个采沙场。沙场工人要把帐篷从高处搬迁至低处，看到他们没有机器，保护站同意了他们的请求。
晚上，我询问了生活垃圾处理的情况，东周说，保护站和工场的生活垃圾都采取挖坑掩埋的方式处理，这种工作大约两个月做一次。我问他为什么不把垃圾带回格尔木，他说，垃圾太多了，带回去成本太高。
2002年7月21日星期日沱沱河雨雪
夜里风吹雨打，帐篷瑟瑟发抖。早晨，余虎说下雪了，兴奋得我赶紧起床，感冒似乎也痊愈了，没想到刚穿好衣服，才达书记就来了，他和韩宗隆、扎巴昨夜宿于二道沟，今晨赶过来吃早餐，完了又要去沱沱河乡(唐古拉山乡)。一路从不冻泉上来是为了检查铁路施工用地情况，诸如采沙场、采石场等有无违规使用。
才达书记身后跟着几个陌生人，其中一个怀里抱着一只小黄羊。原来是中铁三局二处的，他们昨晚在工地上拣到了这只藏原羚，它的右前肢瘸了，扎嘎估计是母羊生下小羊后，看到工地的机器吓跑了，小羊找不到妈妈到处乱窜，给车子撞了。
余虎给小黄羊起了个名字叫“雪儿”。东周和扎嘎用奶瓶给雪儿喂奶，或许是不习惯这个东西，雪儿就是不喝，挣扎着一次次地把奶吐出来，奶嘴怎么都塞不进去，奶流了两人一身，当时刚下过雪，帐篷里即使生了煤炉还是不暖活。看他们浑身湿漉漉的，不由让人发冷。后来奶嘴破了，东周只好抓起奶瓶自己深吸了一口，然后抱起雪儿，象母亲哺育婴儿一样嘴对嘴给雪儿灌奶，慢慢地雪儿停止了挣扎，乖乖地伏在东周的臂弯上一口口地把奶汁吞咽下去。看到这里，余虎惊诧地说不出话来，末了他问了一句：“有没有腥味呀？”东周说，没什么味儿。
扎嘎说，母羊要生产时走到哪儿生到哪儿，无法控制。生完后，若遇机械声、人、车，由于受惊吓就可能抛下小羊跑掉。刚生下的小羊命运多舛，要么被人拣回去养，要么被车轧死，被狼、鹰吃掉，要么被冻死。总而言之，青藏铁路的施工对野生动物的影响很大。现在，经过管理局各保护站的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教育，铁路各工地都知道，一旦发现迷途或受伤的野生动物，要送到保护站来救治。
沱沱河保护站是去年4月建立的，迄今已救助了2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藏羚羊，4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藏原羚(黄羊)，3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猎隼和1只乌鸦。其中黄羊死掉1只(名信原，管理局专门在沱沱河保护站帐篷背后的山上给它立了块墓碑)，2只放归。藏羚羊较大的那只叫“爱羚”，是去年6月在太阳湖畔救助的，再养二、三个月就可放行，小一点的(我昨天在白玛卓玛家见的那只)至少还要养一年才可放行。
扎嘎说，小黄羊、小藏羚羊至少需喂养一年半，一年的费用在二、三千元以上，主要是从牧民手里买鲜奶太贵。野生的黄羊二个月不到就可断奶吃草了，但救助的小黄羊在帐篷里呆惯了，一天到晚趴在床上，尿在床上，光吃奶，喂到8个月了还是只吃奶不吃草。为了喂小黄羊，队员们就没奶喝了。
3只猎隼已放飞，扎嘎说，1只猎隼一天至少吃一斤肉(东周补充说，有时还不够)，3只猎隼一顿就可吃掉1条羊腿，一个月至少需四、五百块钱，如果养上一年，就需要六千元左右。幸好他们只养了三个月就放飞了。猎隼在的时候他们很少吃肉。他们四人一个月的伙食费跟其他各站一样为500元。
上个月，他们还救助了一只乌鸦。当时，几个民工跑来说，有只受伤的乌鸦在桥洞下面，扎嘎正在睡觉，就马上起身把它拿了回来，乌鸦的翅膀折了，养了半个月就放飞了。扎嘎说，动物不论是珍稀的，还是普通的，只要受伤需要救助，他们就收留。
我们的煤炉熄了，扎嘎、文嘎和东周在用汽油生火，昨日艳阳高照，我还穿衬衣呢，今天又下雪，烧煤火，真是一天一季。
才达书记从沱沱河乡回来了，我们一同去饲养爱羚的牧民家看看。局里拨了300元/月给白玛卓玛家，委托饲养爱羚和小藏羚。才书记说，铁路上和其他保护站救助的小羊一般都送到沱沱河保护站，这里有牧民，能为小羊提供鲜奶，若是送回格尔木，小羊不吃奶粉，无法养活。
但白玛卓玛家已养了两只羊，负担已是很重，今天送来的雪儿不能再给白玛家添麻烦了。得设法找到新的鲜奶。况且由于青藏铁路的施工，白玛家的房子马上就要拆了，他们要搬到上面去住。
看来要根本解决受伤、迷途的野生动物的生存问题，不能象打游击一样，今天这里送一个，明天那里送一个。随着青藏铁路施工的推进，可以想见，会有越来越多的动物尤其是幼兽、雏鸟需要救护，建立野生动物救助中心是势在必行的事。
在白玛卓玛家喝完酥油茶和酸奶(牦牛酸奶，好酸！每吃一口人都打哆嗦，韩宗隆建议我象喝中药一样一口气喝下去，不要停顿)后，才达书记带上雪儿又上路了，他们要把它送到有奶子的地方去。
午休后，耿嘎、扎嘎载上我和余虎去中铁三局二队某公司的一个采沙场，调查7月12日3个民工捕杀青海省重点保护动物喜玛拉雅旱獭(俗称哈拉)的案子。为了这个案子他们已经跑了十几趟，一直没有确凿的证据。这次是有内线协助，他把三人吃剩的哈拉骨头偷偷收拾起来，装在一个盒子里，送到保护站。
经过一个凌乱的工地，我们来到3个涉案人住的帐篷门口。不出所料，无一人承认，耿嘎给沙场的场长张某某交代了一声，把3人带上了车。
在保护站，讯问从16：50持续到17：35，3个人很快坦白了作案的过程。主谋王连虎只有24岁，其他两个年龄也不大，刘生满31岁，董永成只有19岁。这3人除刘以外都是文盲。他们打旱獭的目的是为了吃肉。他们不知道，现在各工地都在预防鼠疫，而鼠疫病菌的主要携带者就是鼠兔和喜玛拉雅旱獭。
审讯完毕，张场长赶了来，耿嘎把三份《青海省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宣传手册》递给他，要求其在所属工地的三顶帐篷内散发，加强野生动物保护教育。同时向三人宣布了行政处罚决定：各罚款500元，并由初中毕业的刘生满拿3本宣传册给3人学习。张场长由于监管不力也受到了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
填写完行政处罚决定书后，耿嘎召集大家上车，去二道沟中铁三局二处某公司驻地说明案情。这个公司是李氏三兄弟开设的一家主要负责土方的企业。
公司的李副总指挥接待了我们。他说对案情一无所知，而且今天才知道喜玛拉雅旱獭就是哈拉，更不知道那是一种青海省的重点保护动物。李指挥问我们，旱獭是青海省的一种副业，很多人都饲养，啥时候成保护对象了？而且旱獭打地洞，在很多地方泛滥成灾。
这样就不用解释为什么李指挥手下的民工会捕杀哈拉了。我请他拿出公司关于环保的文件看看。按规定，青藏铁路的任何施工单位都有义务向所属民工传达旨在保护铁路建设沿线特别是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环境和野生动物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加强宣教。同时根据自身能力制定相应的内部规章，强化环保意识。
李副总指挥拿不出文件，说都在李总指挥那里，而李总在格尔木。这让人感到很奇怪，环保文件不张贴在工人看得到的公共场所，却由私人保管，锁在抽屉里。难怪李副总指挥不知道喜玛拉雅旱獭就是哈拉，也难怪三个民工会去抓它吃肉。
正在说话的工夫，李副总指挥声称在格尔木的李总指挥突然出现了，他说话很客气，连连称这些民工应当严惩，同时召集16个施工分队的队长开会。先汇报工作，然后郑重宣布了保护站破获的这个案子及处理决定，并严肃强调了野生动物保护的重要性。他还向我们出示了公司内部对破坏环境的“罚款通知单”。一张单子这样写道，“罚款通知单被罚单位：XXXX队现金数量：大写：贰万元整事由：乱开便道，不听劝阻，因此X队罚贰万元。XX公司2002年X月XX日”
该公司的这些环保“业绩”把我吓了一大跳，这都是管理局的职权，该公司作为一个企业是没有行政处罚权的。事实上，它应当把破坏环境的情况向沱沱河保护站通报，而不是代行职权，收取罚款。
不过从李总那里我也了解到他们的一些苦衷，李总说，干了这么多年工程，只有在承建青藏铁路时才遇到了环保要求，而且标准很高。公司里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职工重申环保的重要性，甚至不惜“重罚”(事实上是越权行政)让他们长记性，可他们还是不断地给公司惹麻烦。
案件处理完毕，回到保护站已是22：30。简单吃了点面条，正要休息，耿嘎召集大家开会，安排下周的值日表。具体为：星期一东周才仁星期二文嘎星期三余虎星期四扎嘎星期五梁清华星期六耿嘎星期日大家共同值日。值日人员要负责烧饭、打扫卫生、照顾炉火、打水(我和余虎除外，因打水要开车去)等工作。
在二道沟要上车时，耿嘎吐血了，吓得我要命，他却大大咧咧地说没事。回到帐篷，我把带的胃药全给了他，但他显然不喜欢吃药，随便就往枕头边上一扔。扎嘎的感冒一直未愈，他喊头疼。而看起来还不错的文嘎则在不声不响地吃胃药。后来知道胃病是他们的职业病，几乎人人都有。这是由长时间的巡山造成的。巡山时经常吃不上热饭，喝不上开水，甚至一连几天没有东西吃，而一天只吃一顿饭更是常事。
他们没有医疗保险，年纪轻轻的，长此以往，又能坚持多久呢？
2002年7月22日星期一沱沱河——唐古拉乡晴
今晨早餐后，驱车去唐古拉乡，拜访乡政府领导。沿途参观了长江源，长江第一铁路桥(在建)和长江第一公路桥(50年代修建)。我们要拜访的唐古拉乡也是长江第一乡，凡是跟这里沾边的事物都可称为第一，还有我们走访的唐古拉乡完全小学也被成为长江上的第一所学校。
一位精干的年轻的女副乡长接待了我们。乡长不在，到格尔木去了，她引我们去乡人大主席团主席才让诺吾家。一路上满目都是生活垃圾，让人非常吃惊。
和白玛卓玛家一样，才让诺吾家的墙壁上也贴着毛主席、周恩来像，上面系着哈达。才主席在这里生活了20多年，对长江源头的生态变迁应当深有感触。他说，这里的草场退化非常严重，一年不如一年，每年的灭鼠任务是100多万亩。现在青藏铁路的建设对牧民的草场也有影响，但乡政府要全力支持该工程的建设，牧民该搬迁的要搬迁，按照青海省政府的规定，给予每平方米298元的拆房补偿金。
我向才主席指出了生活垃圾问题，他说，生活垃圾到处都是，1999年之后，才挖了个坑集中存放，填满后埋起来。但无专门的清洁工。以前有一个人大主席团主席负责环保，今年退了，工作就停了。1999年唐古拉乡完全小学成立学校小卫队，专门拣垃圾、巡查破坏环境的情况，同时在群众中开展环保宣传教育。
谈到该乡的燃料使用情况，才主席说，村里还是沿用老习惯，使用传统的牛粪做燃料，乡上则以烧煤为主。
也许是在一个地方呆得太久的缘故，就象每天跟孩子生活在一起的母亲看不出孩子在一天天地长大一样，才主席说，长江源头的水没什么变化，就是今年的气温比往年高，雨水也比以往多。
才主席说，长江源环境保护引起重视是自1999年长江源纪念碑竖立以后，但环保需要资金投入。本乡主要为畜牧业，无工业、矿业，牧业收入一年才300万。要靠小小的一个乡来保护长江源，无论在财力上还是在物力、人力上都是远远不够的，全国都要支援，尤其是中下游的省份。他说，毕竟长江中下游与上游有血肉联系，是个整体。保护长江源，受益在中下游。
才主席对可可西里管理局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虽然跟管理局接触不多，但沱沱河保护站的工作人员经常见到。他们除了要保护野生动物外，矿产、草原都要管，工作量很大。成立保护区后，这几年猎捕野生动物的现象一年比一年少。
最后我们还询问了该乡的教育情况和8月1日即将举行的赛马会的准备工作。
唐古拉乡有电信电话，自从到格尔木，就给家里打过两次电话，难得跟家里联系。余虎也要给报社发稿子，我们就近去了一个有公用电话的商铺。正在传输文字，一个矮小精干的男子主动上前询问，“你们是可可西里的志愿者吗？”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马上自报家门，“我是西安晚报的记者，叫靳勇。”原来他是经批准前来采访青藏铁路陕西籍建设者的，临行前就知道这次志愿者活动，但错过了报名时间，没有成行。在格尔木他已拜访过管理局，也希望能在路上碰到志愿者。刚才看到我们的越野车，就知道这回有戏了。中餐，靳勇执意要请客，并打招呼说，过不了几天，他可能会到我们站上借宿。
吃完午饭，我们驱车去唐古拉乡完全小学，替第二批志愿者释悲烁捐献一批文具用品。学校正值暑假，院子里空荡荡的。我们找到办公室值班人员，说明了来意，耿嘎把一口袋文具盒、铅笔刀、铅笔往地上一扔，就上了车。余虎没料到捐赠仪式这么简单，他还想拍张照片呢。值班老师很迷惑地望着我们的吉普车远去，他大概也在纳闷这从天而降的文具是怎么回事。
从完全小学出来，我请求把车子拐入沱沱河气象站。据王永福站长说，沱沱河气象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探空气象站。位置在小唐古拉山沱沱河沿“高原”。这个气象站从行政上来讲隶属格尔木市气象局。
气象站工作人员刘玉伟协助我查找了1992年以来该气象站观测的沱沱河沿的年度天气气候概况，如年平均气温、年总降水量、大风日数、沙尘天气日数等。并按照规定收取了费用。
回到保护站，我在公路对面意外地看到了爱羚，扎西德吉正亲热地呼唤它的名字。这只已有一岁零两个月的雄性藏羚羊已经长出两只长长的角，从侧面看，好像只有一只，所以它还有个别称，叫独角羊。爱羚长得特别神气，比家养的羊要长得多的四肢使它看起来特别高大矫健。
这一天没有执法任务，算是比较轻松。吃完晚饭后，耿嘎、东周才仁教我和余虎唱藏歌。余虎跟东周学《扎西德勒秀》，耿嘎则教我《六字真言》。前者是汉语歌词，我学的则是藏语，难度非常大。耿嘎很聪明地把我们中学初学英语的招数拿了来，他把藏语歌词的发音用汉字写在纸上，耐心地一字一句地教。可我一开始就信心不足，一边学，一边三心二意地翻动手中的法律、法规。
在学习法律、法规时发现，耿嘎是位很爱学习的站长，他看着森林公安执法手册认真地做了48页的读书笔记。内容涉及刑法、自然保护区条例、林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木材运输检查监督办法、环境保护法和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等。但他使用的参考书是1995年版的，现在法律、法规的立、改、废的情况非常多，这样的参考书已是非常陈旧了。我希望局里能更新这些学习资料，最好有相关的案例分析作参考。
2002年7月23日星期二沱沱河晴
早餐后学习自带的法律、法规资料。扎西德吉今天要回家，将近中午时分才拦到一辆去拉萨的车。
格尔木电信公司来人说，他们的光缆在保护站帐篷下面，由于铁路建设的需要，现在要迁往高处，需拆帐篷。请保护站配合一下。几天以后他们再来。
午休后，随耿嘎驱车去二道沟中铁三局二处某公司驻地，收缴前日对其属下某采沙场民工及场长作出的2000元罚款。为防止民工赌博，公司对职工的薪金所得采取了统一管理的方式，伙食费统一从工资中扣缴，除看病急需外，一般不发给职工现金。
二道沟大约有常住人口二千人，包括铁路局员工、工地施工人员、商铺、美发厅、餐馆、汽车修理铺等。这么多单位聚居一点不产生生活垃圾是不可能的。我们看到二道沟这一带好象在倾倒垃圾和废水时没有个规矩，随随便便，想倒哪儿就倒哪儿。遍地都是垃圾，污水横流，亟待治理。我上车以后，不停地向耿嘎站长叫，“太脏了！太脏了！！”余虎建议说，要不我们起草个什么东西，治理一下。
返回保护站时，我们的车子捎带了几个年轻的来自拉萨的民工。这几个小伙子很有意思，我们在一个饭馆吃饭时他们就在隔壁，边喝边唱。耿嘎跟他们较上了劲，也指挥大家唱藏歌。最后吃饭都变得是次要的事情，双方憋足了劲你来我往地要一决高下。小小的饭馆变成了一个震耳欲聋的歌厅。那种纵情放歌的豪迈之气在东部是不可能见到的，真是太过瘾了！
不打不相识，没想到转了一圈在要上路返回的时候又碰到了他们。几个人坐在后车厢上还摇摇晃晃地呷着啤酒，大声放歌。看得我直紧张，不时地回头观察他们的动静。
把这些人送回保护站附近的预制厂后，耿嘎发现爱羚跑到别人的羊群里去了。又驱车从保护站出来去赶爱羚，我也趁便去看看羊群附近引起争议的尺曲采石场。
不知怎的，每次看到爱羚总有一种孤独感。它静静地站在那儿吃草，时不时望望远处的高山和天上的白云，眼睛里有一种无辜又无奈的表情。虽然是只公羊，但我总觉得它象个文静的小姑娘，眼睛里充满了抑郁。对于边上的一大群伙伴，它好像视而不见，没意识到它们是一伙的，它更喜欢单独呆着吃草。或许随着慢慢长大，它渐渐发现伙伴们跟自己不一样，它心里不知是否在召唤可可西里无边荒原上的同族来带领它回到久别的家园。耿嘎说，再养两个月左右爱羚就可放归了。耿嘎对待爱羚好像帐篷里的一个家庭成员一样，这让我有一种莫名的感动。
耿嘎又吐血了。我都无话可说了，他还是不吃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受罪。真搞不清楚他是怎么想的。扎嘎也在喊头疼，我给的泰诺已吃完，还不见好。最后我把先锋也给了他。这药特毒，副作用很大。文嘎则在拉肚子。在外人看来这几个家伙多强壮啊！
晚上，保护站正在休假的桑珠多杰的岳丈王先生跑来说，因捕杀喜玛拉雅旱獭而被处罚的中铁三局二队某公司采沙场场长和那三个民工怀疑他是保护站的内线，都在心照不宣地整他，喝开水不给喝，吃饭全吃光，张场长还威胁要扣工资。耿嘎闻听特别动气，天色已晚，他还是坚持连夜赶往二道沟找张场长探明情况，并请青藏铁路公安分处铁路工程局二处第二公安派出所的杨柳协助此事。
杨柳未找到，张场长恰在驻地开会，他当然不承认有这么回事，并连连保证整肃帐篷内的秩序，保障王先生的生活不会再受干扰。
回到保护站已是晚上十点有余。耿嘎、余虎和我开始起草余虎提议的《关于二道沟垃圾限期治理的通知》。我负责提供相关的法律、法规，他俩负责遣词造句。耿嘎想明天就发出去。他太性急了。这个东西即便是今天能完成，也得拿到局里敲了章才有效。否则人人都可打印一份《通知》，随便往那儿一贴。一点严肃性都没有。这样也收不到好的效果。耿嘎同意了我的建议，他说，局里应该给每个保护站刻个章子，以免再次出现尺曲采石场那样的情况。当时该场在开挖时，他们曾出面制止，但由于没有出示盖有公章的文件，铁路方不予理会。
2002年7月24日星期三沱沱河晴
早晨正在修改《通知》，忽然听到警报声，我以为是局里来人了，从帐篷的十字窗口往外一看，原来是前天在唐古拉乡遭遇的《西安晚报》记者靳勇，颇有创意地乘坐中铁一局中心医院的救护车赶到。他已完成在上面的采访任务，现在下来顺便造访一下我们保护站。扎嘎给他介绍了爱羚和小居里的救助和饲养情况。
中午12：20，正在帐篷门口擦车的文嘎和东周抓到了两个试图猎捕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猎隼的管线团(石油管维护)民工：张延俊和朱光生。据桑珠多杰的岳丈王先生讲，这两个人已经在山坡上徘徊了好几天，老一点的张在下面拿东西挥舞着驱赶老鹰，年轻一点的朱则拿着塑料袋到鹰巢里去兜小鹰。
到了帐篷里，两个人吓得半死，他们是7月10日才上的山，只知道藏羚羊是国家重点保护的动物，没想到抓一只鸟也会犯法。一个劲地辩解刚到格尔木不久，不知道规定。
我向他们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第33条的规定：非法捕杀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捕杀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的补充规定追究刑事责任；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或者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由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没收猎获物、猎捕工具和违法所得，吊销特许猎捕证，并处相当于猎获物价值十倍以下的罚款，没有猎获物的处一万元以下罚款。
张、朱二人显然没有料到抓一只鸟有这么严重的后果，一个劲地求饶，并一再申明不知道规定，请求保护站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张延俊甚至说，“以后，见了这种鸟，我连看都不看。”
考虑到他们违法情节轻微，主观恶性不大，又是刚到山上，不了解相关规定，老板也有责任，因此，耿嘎作出了不予罚款，而由其出义工的决定。以后站上有什么劳动，他们必须随叫随到。
两个人千恩万谢地走了。我却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很多民工只知道藏羚羊不能猎杀，却不知道可可西里还有很多野生动物也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呢？与此同时，一些人认为可可西里的任何动物都不能动，包括荒原上到处肆虐的老鼠。看来铁路施工方以及其他在保护区边沿驻扎的单位的野生动物保护宣传工作还有待改进。
午休后随耿嘎去二道沟给吉普车加油。局里给每个保护站每月500元伙食费，500元巡山费，在格尔木上山时给加满一箱汽油。除此以外，再无其他。然而，保护站开展日常工作一刻也离不开汽车，无论到哪里都得开车去。耗油量特别大。一次加满油箱需要195元左右，照耿嘎的话说，光靠局里拨的那点钱，工作只能维持一个星期。这样各站就得自己想办法弄油。
耿嘎跟中铁三局二处的关系处得不错，站上的物品包括两顶帐篷、床、电视、VCD都是铁路上捐助的。到二道沟加油也是免费。不过我有个担心，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经常受铁路上的接济，会不会影响依法行政？
在等待加油的过程中，我跟耿嘎在一个茶室聊天。平日面对记者不爱说话的站长，现在也开始侃侃而谈了。他请求我回去以后要多向学生宣传节约用水，让他们知道长江源在萎缩。“长江第一桥为什么造那么大？”他反问道。“那是因为原来水大。但现在水只流在地表上。还有通天河，以前能淹没四、五辆东风车，现在一辆东风车能不能淹没都很难说，有的地方甚至一个人蹚水就能过河。”
“看到西大滩的沙漠了么？”耿嘎接着说，“我相信几十年前那里肯定没有沙漠。如果不治理，照此下去，再过几十年，青藏高原都有可能变成一个大沙漠。我们的子孙后代怎么办？”这让我无言以对。他绝对不是危言耸听。除西大滩外，在赴沱沱河保护站的路上，我们还在红粱河一带看到了大片的沙漠。导致草场沙化的原因主要是鼠害。老鼠食草根对草地的破坏极大。但老鼠在可可西里地域的增多难道跟人类的活动无关么？很明显地是生态平衡遭到了破坏。耿嘎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如果人类不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他预见的未来很可能就是那个样子。
耿嘎是个很爱思考的人，他对局里青年员工的未来深表忧虑。他说，当初，野牦牛队是很辉煌的，后来说撤就撤了。局里的年轻员工现在吃的是青春饭，五年后会怎样，很难说。大部分人素质很低，现在等于出苦力。若有一天盗猎藏羚羊的现象给制止住了，局里的下一步规划应当是进行科学研究。但现在大部分青年员工谁能象老肖那样担当得起呢？说不定哪一天，说走人就走人了。局里必须为他们的前途着想，必须提高他们的素质，给他们提供进修、培训的机会。
在加油的同时，又拜访了杨柳。让我吃惊的是派出所的干警就他一个，诺大一个工地，还有常住人口，管得过来么？
明天，站上要去参加一个牧民的婚礼，加完油后，我们去一个小商店买结婚礼物，也就是一些糖、瓜子、饮料之类的东西。
作者:2002年第三批志愿者梁清华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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